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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文化艺术品司法鉴定中心——清朝币制传统制钱(2)

发布日期:2021-01-07 14:10:49 点击次数: 字号: [默认] [] [] []
摘要:康熙通宝分2种:一种是京师宝源、宝泉两局所铸,同顺治钱第四式;另一种是外省铸,同顺治钱第五式,背穿左满文宝、穿右汉字纪局名。宝泉局曾

通宝分2种:一种是京师宝源、宝泉两局所同顺治钱第四式;另一种是外省铸,同顺治钱第五式,背穿左满文宝、穿右汉字纪局名。宝泉局曾铸有一种罗汉钱,可能是为康帝六十岁祝寿的贺岁钱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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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熙通宝(2种形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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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熙通宝(罗汉钱)

第一,罗汉钱制作精美,铜质优良,色泽金黄,外廓圆润,地章平整,内廓方正,穿口光洁整齐,钱文笔划粗壮。

第二,罗汉钱钱文“康熙通宝”四字之中的“通”字走之旁仅为一点,俗称一点“通”。

第三,罗汉钱钱文“康熙通宝”四字中的“康”字第八划为一圆点。

第四,罗汉钱钱文的“熙”字少“臣”字左边的一竖。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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雍正通宝

雍正通宝仅1种,同顺治钱第四式,背铸两满文,左宝右局名。也有例外,宝福局有时用汉字,但不是常制。雍正以前,各省铸局至为复杂,有省局、镇局、府局、州局,各冠以地名。各铸局的开设,多是适应军事的需要,有的一省数局,亦有数省无一局者。康熙六十一年(1722)户部曾议定各省只设一局,直至雍正九年(1731)设江宁宝安局及四川宝川局、贵州宝黔局、湖北宝武局后,圣祖一省一局的原则才得以实现,猖獗的私铸亦被遏制。雍正通宝初铸时重1钱4分,十二年(1734)又减为1钱2分。

 

乾隆通宝版别较为复杂,轻重、大小及书体难以一一细分,仅就背文而言,有2种:一种是满文纪局,另一种是新疆红钱的满回文纪局。成分先后不同,各地亦不同。乾隆五年以前,铸钱不加锡,称黄钱。乾隆五年以后,加锡百分之二,称青钱,目的是防止私销。乾隆二十五年朝廷在新疆南路设叶尔羌局,铸钱用纯净红铜,不加铅锡,称红钱。乾隆四十年在北路设宝伊局,按内地铜六铅四比例铸制钱。乾隆朝保留了雍正朝17局中的15局,宝河、宝巩2局停铸,另设宝直、宝伊及新疆的叶尔羌、阿克苏、乌什等局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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乾隆通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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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庆通宝

嘉庆通宝的版别同乾隆通宝1795年乾隆皇帝禅位于其十五子颙琰,京局仍铸乾隆通宝二成、嘉庆通宝八成,新疆阿克苏局则全铸乾隆通嘉四年(1799)乾隆皇帝去世后,阿克苏局仍铸“乾隆钱二成,嘉庆钱八成,一并行用”,以纪念乾隆皇帝的“开拓抚定”之功。嘉庆朝继续使用乾隆时的19局。

自康熙年间起,铸钱便靠输入日本铜。乾隆三年(1738)铜局改用云南铜,江浙等省仍用日本铜。金成分为铜六铅四,规定铜钱一千文兑银一两。这一规定最初创于元代,历经明代,至清初已达300多年,民间早已习惯。但是清初因海外白银大量输入,而铜的产运却因国内战争不断而阻断,遂使银价下降、铜价上升成为主要趋势。民间缺铜,又引起私销、私铸交替发生,钱价因之増高,出现钱贵银贱的局面,严重影响了普通百姓的生活。政府在禁铸、禁用黄铜器皿,违者以僭越治罪的同时,还对铜钱的重量进行了多次调整。康熙朝调整2次,一次是康二十三年(1684)减重4分,每文重1钱;另一次是康熙四十一年(1702)增重4分,每文又恢复至1钱4分。因为顺治十四年(1657)加重至一钱四分后,对白银的比价未变,仍是千枚兑银一两。因此,毁钱取铜猖獗,致使铜钱数量减少,钱价上涨。康熙二十三年银一两仅能兑换八九百文,负责管理钱法的吏部左侍郎陈廷敬奏请减轻重量,由1钱4分减为1钱。因减重幅度过大,私铸竟起,遂于康熙四十一年又恢复1钱4分的重量。给事中汤右曾奏请另铸一种7分重小钱,千枚兑银七钱,名日轻钱。京师以小钱为主,外省以大钱为主。但是此次增重,不仅未能杜绝私铸,更出现销大钱铸小钱的情况。清政府被迫于雍正十二年(1734)再作调整,减去2分,每文重1钱2分。《皇朝文献通考・钱币考》载“在销毁者无利,而私铸者亦难,似属权衡得中,可以行之久远”

康熙、雍正年间的3次调整,都有调控钱价之意。康熙朝第一次侧重防私毁,第二次侧重防私铸,都因幅度过大而未能持久。雍正正朝权利利弊,经过慎重研究,将重量调整为每文重1钱2分。实践证明这一重量标准是适中的,符合当时的需要,沿用100多年而未再改。因此,乾隆、嘉庆年间已无人再讨论制钱增重问题,但出现了减重及铸行虚值大钱的呼声。如乾隆三年(1738)御史穑鲁奏请铸当十钱,被乾隆皇帝斥责后,“交部严加议处”。乾隆十年,陕西巡抚陈宏谋奏请再改1钱2分为1钱,未被采纳。嘉庆年间黄河泛滥,教徒起义,财政吃紧,许画山甚至主张铸当千、当五百、当二百、当百大钱,以弥补军费财用之不足,亦未被采纳。当时铸钱虽然名义上仍重1钱2分,但实际上从乾隆初年开始,便“偷减工本,并不遵照定例经理”。因白银价跌,铜钱升值,流通中钱贵银贱日趋严重,乾隆六年广东粮道朱叔权曾奏请让地方官劝民银钱兼用。乾隆九年鄂尔泰提议疏通铜钱的办法八条,成效不大,便奖励用银,以减少对制钱的需要。因民间缺钱,便开始使用古钱,甚至吴三桂、耿精忠的伪钱都参加流通,日本的宽永通宝、安南的景兴钱也复乘虚而入,这在历史上是空前的。乾隆后期,又恢复了此前裁剪的宝直、大理等局,并鼓励商人采办日本铜,以济不足。同时对各省铸钱管理也予放宽,改行放任政策,钱的重量、成色更趋参差零乱。嘉庆帝即位后,一面听任民众使用白银,一面整顿钱法,増加铸造。“着户工二部及各省督抚力除诸弊,铸局铜铅照例配铸,毋任偷减,务期大小轻重适均”。但因川楚连年用兵,且灾祸频发,开支浩繁,财政渐渐不支,整顿币制的努力最终半途而废。私铸遂起,并越铸越小。朝廷无奈,除坚持须重1钱2分外,允许各省自行决定是否铸钱,否则问责督抚。此令一出,各省纷纷停铸。官铸减少后私铸泛滥,并愈铸愈轻,甚至重不及三四分,银贵钱贱的矛盾更趋严重。

总之,自顺治至嘉庆的170余年间,是清王朝的全盛时期。但就币制而言,仅是明朝的延续而已,并无任何创新和突,与明朝不同的只是发行制度的更加周密健全而已。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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