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为燥湿寒暑变其节。
不为风霜暴露改其形。”
——《汉书·律历志》
变形动物纹
青铜器纹饰不是艺术家或匠人即兴的天才发明,它孕育于深厚的政治背景和浓郁的宗教氛围。当时社会多方面的本质性变革导致了王朝体制在古代中国的出现,同时也促成了青铜礼器及其装饰的问世。这一发展过程前后延续了一千五百余年,起始时间是公元前第四千纪后期,成形于公元前第二千纪之初。探明其发展线索和规律,会使青铜器纹饰所独有的功能与含义逐渐明晰。
青铜器纹饰的关键特征
根据我的理论,青铜时代早期的青铜器纹饰从本质上说,是将史前至商代、西周初期延续崇拜的动物神灵整合、同化、进而高度概括化的凝聚众神于一体的物象形式。青铜器装饰题材、构图和造型源自不同地域的多种考古学文化,它们在史前文化中的雏形显而易见……青铜器上纹饰并不是同时出现的,几何形图案、“兽面”和夔龙出现较早,其他的则相继问世。
作为形成阶段的二里头文化至早商时期,青铜器的纹饰是抽象的,从西周早期晚段至西周中期转型期,青铜器纹饰被再次抽象化。这一现象告诉我们,抽象的手法或许是糅合吸收不同文化的动物题材,进而创新出一种包罗万象、囊括和展现思想、宗教、政体与社会种种变化的最佳艺术形式。由于崇拜多种“动物”是史前至商王朝时期诸文化和群体的宗教信仰核心,青铜器又是中国青铜时代的最重要的礼器,因而对于青铜器纹饰的设计者来说,首要任务是发明一种或一套高度聚合性的图像,以概括和象征众多的祖先和神灵(包括自然神),并获得所有使用青铜礼器的个人和实体的认可。抽象化的“兽面”图像是达成此项任务的理想形式。它们并不清晰表现任何具体动物,却又通过其正视的头面、夸张的双目和简化而分布于两侧的躯体等元素涵盖了所有的“动物”。这种汲取各种动物成分、变形和规范化的、元素驳杂但形体高度概括化的图像,具有一种既可感知而又必须诉诸想象的神妙莫测的效果。这种设计既能使观者和使用者幻觉到自己崇拜的图像,如龙或牛,同时又能使他们体验到“兽面”所弥漫的凝聚众神的超级威慑力和感召力。这种超级神力正是王朝统治者所精心创设的,宣扬了王朝的权威和通神的能力,并为礼制网络体系内所有政治势力共同接受。兽面图像迎合了政治野心和新时代的需求,并很快成为王朝操纵宗教、礼仪乃至社会的得力政治工具。在西周转型时期,这种抽象化的艺术形式还有另一种目的:即淡化青铜器纹饰在使用者心目中的原有含义。它通过将“兽面”解体和变形为难于辨认的图案,使人们忘却动物崇拜的习俗和商王朝对此信仰的权威性。青铜艺术的抽象表达方式承袭史前艺术面发展,并满足了青铜时代政治与宗教的需求。
青铜器纹饰和造型还有另外三大特征,它们滥觞于早商晚段,发达于商代晚期,而衰落于西周早期之后。首先,一种图案(例如兽面、夔龙或凤鸟),常常要聚集多种动物或它们的肢体和器官于一体,其形状包括爬虫、飞鸟、走兽各类动物。其次,几种至十余种动物图像时常共现于同一件青铜器,圆雕动物形器尤为典型。极尽想象的兽形器的造型本身与器表动物图案奇异巧妙的组合,展示出“野生世界”的灵性与生机。其形式与目的恰如其分地通过抽象手法将各种神灵融为一体。第三,器表装饰与兽形器的设计都着重于展现多重含义。这一点可以从“兽面”图案的构图上略见一斑,“兽面”的生物物种模棱两可,因此“兽面”既能使人联想到最高集合神主,同时又给沟通各地区文化的地方神祇留出了空间。在模式化的框架内,从某些具象特征略多因而具有某种可辨识性的“饕餮”或“兽面”更可看到这一特点。因之,观者和用器者可以自行判断这种隐晦的造型究竟是代表龙、蛇、虎、熊、鹿、羊、牛还是人面神灵。似乎图案的每种变体都有特定的关联性,例如与特定的仪式或与作器者的本族神灵相关。至于那些较“逼真”的图像,也笼罩着神圣光环,它们虽然稍有偏离“中性”的造型,但并非自然界的写生,也未违反上述的基本规则。
文章摘自:《另一种古史:青铜器纹饰、图形文字与图像铭文的解读》杨晓能(著),唐际根、孙亚冰(译),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2008年10月第1版。